万里茶路是我国丝绸之路衰败之后，自清代兴起的又一条繁忙近200年的国际商路。晋商是这条万里茶叶商路上的弄潮儿、主力军。山西不产茶，但晋商却成为了这条茶路的主角，这就是晋商的过人之处。
关于茶的起源，尽管学界有过不同说法，但中国是茶的发祥地，已是公论。如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1935年版）称：“原始自然茶园在东南亚洲，此地主要是中國西南省。”中国是最早发现茶并加以栽培利用的国家。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故有“茶之为饮，发于神农”之说。史料记载，西周武王时西南少数民族曾将茶作为贡品进贡周朝。现在中国西南茶树树龄在千年以上的很多，分布较广。秦代喝茶称茗饮，茶字最早见于汉代《汉印分韵合编》，东汉已制茶饼，唐代陆羽编著世界最早的茶叶全书《茶经》，宋承唐制，饮茶成风，明代泡茶技艺提高，清代制成乌龙茶、红茶、绿茶、花茶、黑茶、白茶等，满足了人们对茶的不同需求，也促进了对外贸易。
早在唐代，中国茶就由日本来华僧人带到日本，此后又传到朝鲜、印尼等地。
清代晋商为了推动茶叶的销售，从抓茶叶的生产和开发入手，重视开辟茶源。
福建武夷山是自然条件好，有上好茶源的地方，尽管当时相对闭塞，但晋商认为其生产发展有很大潜力，于是大胆投资，再加工上大做文章，终于使武夷山成为清代万里茶路最早起点。据福建《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山西茶帮……，来到下梅和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由山西茶客到县来办，运往关外销售。”
晋商对湖北羊楼洞、湖南羊楼司茶叶生产的开发，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据湖北《蒲圻县志》载：“早在乾隆五十一至六十年间（1786—1795），山西大茶商三玉川、巨盛川来羊楼洞收茶压砖。”湖南《临湘县志》也称：“康熙年间，晋商于羊楼司设置茶庄，收购茶叶。”当因战乱影响武夷茶的贩运时，晋商便携带丰厚资本、栽培技术、制茶工艺，发展羊楼司和羊楼洞茶，使当地茶成为清代万里茶路新的起点。
万里茶路的中国茶输出境外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条比较成型、比较完备的商路，以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时始，又可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境外贸易仅限止于恰克图，后期则为晋商深入俄境销售。
万里茶路从产地出发，前期路线有三：一是从雍正、乾隆朝（1723—1795）始，以贩福建武夷山茶为主，运输路线水陆兼程，即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水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今襄樊）起岸，贯河南入泽州（今山西晋城），经潞安（今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今忻州市忻府区）、大同、天镇和张家口，由张家口走军台三十站，北行十四站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再行十一站到恰克图。或从山西杀虎口、归化抵恰克图。据松筠《绥服纪略》称：“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同治末至光绪时恰克图有晋商商号20多家，如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独慎玉、璧光发等。
二是从咸丰朝（1851—1861）始，由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军事活动加强，福建茶区遭受兵燹，晋商改为贩湖南安化、临湘羊楼司、湖北蒲圻羊楼洞茶。其运输路线有二：一是以安化为集散地，分水旱两路：经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或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至武汉，转汉水抵樊城，起岸北上，沿河南、山西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又以湖北羊楼洞、湖南羊楼司为集散地，经埔圻赵李桥，至新店镇，穿黄盖湖，入长江，至汉口，再入河南北上达张家口。也有经山西杀虎口抵归化（今呼和浩特），转恰克图。
三是咸丰时《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又辟西线茶路，即贩安徽建德产朱兰茶，运至河南十字店，再运至山西祁县、忻州，至归化走西疆运至库伦、塔尔巴哈台，再由俄商转贩第三国。不过此线贸易不足10年，交易额也远不如恰克图。
据《新疆图志》实业二载 ：“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趋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往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
万里茶路后期路线：中俄不平等通商条约的签订，中国茶商不仅受到俄商，还受到清政府的双层挤压，以至难以为继。这时，晋商向清政府提出“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据《山西献征》卷8《程先生化鹏事略》载：“先生讳化鹏，忻州人。……赴都上疏理藩院，华商入俄境进行贸易略陈华茶出口之利。”经清政府批准后，晋商得以深入俄境。据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载：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者设有分庄。”陈箓《蒙事随笔》载“外蒙商务基础成于西帮，……如公和全、庆和达两家，总号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俄国之莫斯科、乌丁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处。”这样，从同治（1862—1874）始，在俄境赤塔、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就出现了贩售茶叶等中国商品的晋商。
恰克图贸易，道光时已经十分鼎盛，这一时期贸易额，从俄国方面来说已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60%，中国方面对俄贸易占全国输出总额的16%和19%，仅次于对英贸易。晋商入俄境后同治十年（1871年）输出茶20万担，较俄商11万担高出将近一倍，可见晋商不平凡之经营能力。
但是，由于中俄通商之不平等条约，同治五年（1866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子口半税，俄商又在内地建茶栈和茶厂，而晋商需处处纳税，如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63个厘金卡，同时不能像俄人一样享有海路运输之便。光绪后期，恰克图市场萧条，晋商为维持生意，赊销给俄国的中小商人，不料俄商欠款不还。同时在俄晋商又遭俄国征重税，晋商接连遭此损失，终于在1917年停止了对俄贸易。
晋商开辟的具有近200年历史的万里茶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是连接欧亚大陆，促进不同地区人文交流。万里茶路是丝绸之路衰落后，連接东西方欧亚大陆的桥梁。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俗、信仰也不同。而中国茶的万里行，对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人文习惯带来了变化。如明清时期，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居民多为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因为是高寒地区，蔬菜极缺乏，但是清香的茶水，不仅解渴，而且能化腻，蒙古、西伯利亚居民饮茶成为男女老少最喜之物，饮茶之风日炽，以至“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十八世纪俄人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称：“涅尔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在英国，下午茶成为社会习俗。东西方信奉的宗教也有所不同，而恰克图的中国一方建有关公庙、吕祖庙、龙王庙，俄国一方建有东正教堂，尽管信仰不同，但互相尊重。中方节日，俄商到中方商号品尝中国饺子，俄方节日，晋商到俄地品尝俄国饭菜，加深了东西方人的互相了解。
二是促进了中俄蒙经济的发展。万里茶路促进了中国内地茶业种植业的发展，不仅种植面积扩大，而且培育出了许多名茶，如乌龙茶、千两茶、砖茶等 。以湖北羊楼洞来说，光绪时，凡采茶季节，崇阳、通城等地劳力多涌至羊楼洞，多达4万人，人称小汉口，成为闻名的茶集散地。蒙古原本是游牧业，但万里茶路的开辟改变着当地的单一经济。如俄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称：“蒙古的店铺里货品繁多，应有尽有，如茶叶、绸缎、布匹、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物，……永德魁商（转下页）（接上页）号在呼和浩特仅经营靴业，并附有皮靴作坊，经常有四十至六十名靴匠在里边工作。”俄商贩茶，获利颇丰，在恰克图以一磅二卢布的茶价，转运至圣彼得堡，以三卢布的价钱卖掉，获利五成，贩至西欧，获利更丰。俄商亚历山大·克谢诺丰托维奇曾在恰克图从事贸易，积累资本后，在俄国创办了大型黄金开发公司。
三是推动了城镇的萌生、发育和成长。如江西的河口，河南社旗，山西杀虎口，河北张家口，内外蒙的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这些地方原本规模较小，或比较荒凉，但随着万里茶路的开辟，都有了很大发展，有的甚至成为繁华的商贸中心城市。
四是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戏曲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化，山西的梆子戏是内蒙的主要戏种，二人台为山陕蒙民间最流行的小戏。在人口结构方面，由于人口的迁徙，特别是清代“走西口”的影响，在内蒙古，蒙族仅占全区人口的17.61%（2012年人口普查）。在俄国，随着万里茶路的开辟，十八、十九世纪涌现出了一大批汉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红楼梦》《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