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表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并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代表着世界史学的一股史学潮流。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体现的新趋向来看，它可以看作是西方新史学潮流的一部分，但它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是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区别的。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英国的学术生涯，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了学术传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他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团体，莫尔顿写的《人民英国史》的出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成就。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史学家的组织也得到壮大，并于1952年创办《过去与现在》杂志。使其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进步史家的共同阵地，该刊已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权威史学杂志之一。
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并不是一个有固定成员的学术团体，也没有固定的研究宗旨。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也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政治与学术问题，但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运用着各自不同的方法。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在研究历史。按照汤普森的说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曾这样评价这一史学流派：“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
总体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经历了酝酿（二战前）、形成与初步发展（二战后至50年代中期）、转折（50年代中后期）、繁荣（60至70年代）和渐趋衰弱（80年代以来）几个发展阶段，本文所涉及的当代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开始步入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迄今的一个过程。这其中1946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和1952年创刊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一大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专业基本功扎实的史学家聚集于上述小组和杂志的周围，经，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并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途径。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重大转折，各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与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决裂。他们开始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等现象：开始批判历史研究中简单化、公式化和机械唯物论的种种做法。由国际共运转折引发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上的转变，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出现转折。尽管。由于不少知名史学家的退党，使得英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力量大为削弱。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56年以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英国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他们的优秀成果几乎都产生于1956年之后，就是这种反思与创新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得到长足发展，新史学业已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条件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新史学的新成果，发掘前人未曾发掘的具体历史资料，写出了一大批卓有创见、富有影响的史学论著，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达到鼎盛。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继续有论著发表，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已趋衰弱。究其缘由，一方面，从外部因素来说，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在西方，政治思潮纷纷右转，新保守主义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领域都遭到冷漠；西方新史学也陷入困境，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这对与新史学关系非常密切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就英国本身而言，老一代史学家或相继辞世或渐渐退出史坛。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上，抑或在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上，还是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上。与老一代相比都要逊色得多。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称雄国际史坛的原因之一，是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
希尔顿致力于研究封建社会与农民问题，他著述甚丰，主要有《一个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年的西米德兰》（1966年）、《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被奴役者争得自由：中世纪农民运动和1381年的英国起义》（1973年）、《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1975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1976年）、《阶级冲突与封建制度危机》（1984年）等。希尔顿通过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特别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驳斥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是领主与其附庸之间存在的一种政治——军事或法律关系的观点，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本质是土地所有者同受压迫的农民之间的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充分肯定农民在促进整个英国社会从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过渡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第一次指出了英国农民在促进近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多布和霍布斯鲍姆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布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年）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广泛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种种界定，坚持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封建制度的性质和瓦解原因，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途径及早期发展的几个阶段。多布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对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的世界史研究。而霍布斯鲍姆本人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是，他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在《革命的年代》（1962年）、《工业与帝国》（1969年）、《资本的年代》（1975年）、《帝国的年代》（1987年）等著作中，霍布斯鲍姆阐述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他贯彻总体史观，全面考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构建了涵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层面的总体史。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长期专门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史的希尔，对围绕英国革命发生的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一是对这次革命的性质，希尔除了承认英国革命是一场像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那样伟大的社会运动外，还进一步指出它是一场社会革命，即它不只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同时他认为，英国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说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进行的或自觉促成的”革命，而是指“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明确的释义，希尔对英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释义使我们感到，他已认识到在某些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性质、阶级内涵与革命成果三者往往不会那么齐整地符合经典的定义，常常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出现差异或错位现象；二是这次革命中反封建力量的阶级构成。希尔认为，正是中产阶级（由多数商人、富裕工匠、自由农民和富有的佃农组成）才是英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主力军，而英国革命是“普通人”（由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组成）的革命。很多历史学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希尔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当代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史的最高水平。
对工人运动史研究的贡献最大的是汤普森，他在继承英国工运史研究传统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堪称创学派的开山之作，自问世以来，一版再版，风靡各国，赢得很高评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布鲁尔认为：“这本书影响之大，乃至一切历史学家若要写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史，无一可以避开该书的观点而不谈”。“写英国革命到第一次议会改革这段时期的一切著述，无一不受到汤普森那本划时代历史巨著的影响，它站在战后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高峰”。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根据对列宁阶级定义的片面理解把阶级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范畴。汤普森不囿陈说，他通过研究1790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对“阶级”的崭新见解：“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史，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生产关系、人的能动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同物质经济条件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双向作用。而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则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尽管并不完善，但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工人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前工业化社会中“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形成和工业革命或工厂制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威廉斯是文化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化理论专著《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年）和《漫长的革命》（1961年），改变了文化理论的传统范式，开辟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条件来诠释文化的新领域——文化研究的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史学界中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
总之，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对话。
第，主张“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注重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这与西方传统史学中历来把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大相径庭。
第三，倡导“新社会史”运用“历史的总体观”来研究历史。
综上所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显著的特点和成就，斐声于国际史坛，影响深远。正如史学家E·吉诺维指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具体的历史著述，而不繁琐的注释和解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们的著作影响了英国政治文化，对当代英国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意识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理论与方法对我们都应是有启发的。